第5章 成都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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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西市的青石板被脚步磨得发亮，沈砚之站在“王记粮铺”的木牌下，看着掌柜用铜秤称出半斗糙米。秤砣在秤杆上晃了晃，最终停在“三斤”的刻度，掌柜却伸手把秤砣往内挪了半寸，“近来粮紧，就按这个数算吧。”

买粮的老妇攥着布包里的五铢钱，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：“王掌柜，上月还能称三斤半呢。”

“上月是上月的价。”掌柜用抹布擦着秤盘上的糠麸，“北边又打仗了，粮船过不了祁山，价自然要涨。”

沈砚之的目光落在粮铺墙角的账本上，泛黄的纸页上用毛笔写着密密麻麻的数字：章武三年，米一石值五铢钱五十；建兴五年，一石值八十；延熙十年，一石竟涨到三百。他忽然想起在阆中见到的张阿大户籍，那时的五铢钱还能让一家人勉强糊口，如今却连秤杆上的刻度都撑不起了。

苏临洲从市集另一头走来，手里捏着枚边缘磨平的铜钱：“先生看这个，是民间私铸的‘剪边五铢’，把官铸钱的边缘剪下来重熔，一枚变两枚，购买力却只剩一半。”

铜钱中间的方孔被剪得歪斜，像个咧开的嘴。沈砚之想起延熙年间，朝堂上关于“铸新钱”的争论——侍中董允说“民不加赋而国用饶”是妄言，大将军费祎却坚持“军需紧急，不得不如此”，最终还是铸了“直百五铢”，一枚当百枚用，结果物价飞涨，百姓拿着成串的钱却买不到东西。

“去交子务看看。”沈砚之转身往城中心走去。交子务是蜀汉管理货币的机构，门前的石狮子嘴里还叼着枚石雕的五铢钱，只是狮爪下的基座已经裂了道缝。

主事的老吏姓刘，见了沈砚之怀里的史官令牌，忙不迭地捧出历年的《钱法考》。“洪武年间，府库有金千斤、银五千斤，足够支用。”刘吏翻到建兴十二年那一页，上面画着个向下的箭头，“丞相去世那年，库里的金银就只剩三成了，全填了北伐的窟窿。”

账本上贴着张褪色的便签，是当年库吏的批注：“祁山一战，耗钱千万，相当于成都西市半年的税。”沈砚之忽然想起五丈原的屯田账册，那些被运往前线的粮草，每石背后都是无数枚被磨平的五铢钱。

“延熙年间，费祎大将军搞过‘以盐易粮’。”刘吏指着地图上的南中，“让南中各族用盐井换蜀锦，再用蜀锦去吴地换粮。可后来盐井越开越多，蜀锦却供不上，吴人就压价，一斤锦换的粮越来越少。”

苏临洲从行囊里取出块残破的蜀锦，上面绣着“五星出东方”的纹样，是从南中夷人墓里找到的。“这锦在吴地能换三石米，在蜀地却只能换一石半，因为我们自己的粮都不够。”

阳光透过交子务的窗棂，照在一堆锈蚀的钱范上——是铸造五铢钱的模具，上面的“五铢”二字已经模糊。刘吏说，延熙十六年，因为铜料不足，连太庙的铜鼎都被熔了铸钱，“钟声停了，钱声却没换来太平。”